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08中国南京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提出的中国需要贫民窟的观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表示，从来都没有想过建“贫民区”来解决住房问题。(4月17日《京华时报》)这位大学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认为，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
　　
　　西方一些国家城市或者城市郊区出现的贫民区，不是居民的自愿选择，而是他们的无奈选择。在工业化革命时代，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维持一日三餐。车站、广场成了这些“农民工”的栖身之所。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那些外来的“农民工”要想获得住房，除非买彩票中奖。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城市私搭乱建，贫民区应运而生。
　　
　　然而任何有理性的居民，都不会自愿选择贫民区。中国现在不应该兴建贫民区，将来更不应该兴建贫民区。
　　
　　中国是一个土地国有化的国家。每一个公民包括农民工都有土地所有权。他们委托政府进行城市规划，然后由政府向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房。如果贫困阶层得不到应有的住房，当地政府应当承担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因此，从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中国不应该出现贫民区。
　　
　　人们注意到，在一些现代化的大都市，确实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少数富豪居住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方，而一些贫困阶层则不得不被迫迁出城外，在城乡接合部寻找住所。这不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当地政府不尊重社区居民意见，侵犯公民权利的表现。在土地国有化前提下，城市居民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再考虑发展问题。地方政府不能为了发展而剥夺贫困阶层的基本居住条件。
　　
　　包括印度的孟买在内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之所以存在大规模贫民区现象，原因非常复杂。首先，土地的私有化使那些靠出卖劳动力获取收入的农民，很难在城市购买房屋；其次，一些国家的住房销售制度，也决定了农民或者外国人，只能屈居在贫民区，因为他们无权在当地购买属于自己的住房；第三，这些贫民窟不是现代化都市的骄傲，而是现代化都市的耻辱，孟买市历届政府都希望改造贫民窟，但是，最终都无果而终。原因是贫民窟改造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政府既要考虑到贫民窟居民手中的选票，同时也要考虑到地主和城市富裕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印度政府在贫民窟改造的问题上，总是雷声大雨点小，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
　　
　　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改革的国家，土地的国有制和城市发展的统一规划，决定了中国绝对不能出现类似于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中国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必须考虑到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切实措施，帮助社区居民或者外来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那么，住房政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不复存在。
　　
　　解决现代化城市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需要多管齐下：首先，用人单位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应当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住房条件。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时候，应当考虑到用人单位在住房福利方面存在的问题，鼓励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舒适的住房条件。其次，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不能一味地贪大求洋，而应当在城市规划中为工薪阶层保留住房建设土地，并且以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的方式，让城市工薪阶层居民获得最起码的住房保障。；第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应当考虑到社区和谐问题，为那些在社区从事服务业的居民提供必要的住房条件。当然，政府应该制定城市“融入”计划，让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员能够融入社区，成为社区的组成部分。
　　
　　贫民区是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毒瘤，是现代化大都市的伤疤，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大障碍。如果我们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而在现代化大都市兴建各种贫民区，那么，就会出现新的族群对立、阶层分化，就会激化矛盾，从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如果新闻媒体没有曲解学者的原话，那么，学者应该为他提出的这个观点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