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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土资源部提速第三轮土地规划修编工作的同时，民革中央在“两会”期间提交的一份提案分外引人注意。
在这份名为《关于修编我国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若干建议》的提案中，土地修编的迫切性被提到首位。
修编迫切
民革中央有关人士指出，从土地规划的角度看，土地数据应该每年更新一次。但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我国土地数据已有多年没有更新，虽然有关部门每年公报年度变更调查数据，但不少数据都是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虚报上来的，并不真实。
民革中央在这份提案中指出，“在我国土地数据家底失真的背景下，启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础不牢，即使规划编制得再好，也只是空中楼阁”。
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突出了耕地保护的主题，提出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区规划时，随意突破规划的现象比比皆是，或随意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占用耕地甚至基本农田；或调整用地布局，规避占用基本农田；或设法在其他地类上“挖潜”，进行地类置换，为增加建设用地指标预留空间。
例如，某城市现有城区面积200平方公里，却规划在不到20年时间内把主城区用地面积扩大到1103平方公里；一个山区县城在规划中明确要在“十一五”期末将县城面积由现有的3.5平方公里扩建到30平方公里，并将县城周边肥沃的盆地弃耕，圈起围墙。这样的规划严重违背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这样的规划所占土地必然是违法占地。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到底应围绕城镇规划做规划，还是应突出耕地保护做规划？
当然应该是后者。但实际情形往往是：在协调土地利用规划和其他规划的矛盾时，尊重已有专项规划，调整土地利用规划。这严重影响了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国务院2004年“28号文件”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挂钩”制度对推动我国土地整理事业、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很多地方也在利用“挂钩”制度做文章，比如抓住规划修编的契机，把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潜力折算成耕地，划为基本农田，并折抵成建设用地指标，能否实现或实现多少却是未知数。
上述民革中央人士指出，2007年已经结束了，我国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仍步履姗姗，但规划修编的基期年却定于2005年。规划是土地利用的“龙头”，2007年底甚至更晚些时候修编的规划，只能是对2005年以来土地利用状况进行“默许”，根本起不到引导、约束和控制等作用。
修编之道
基础数据准确、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规划目标确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为此，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编制国土规划之前，就已启动全国土地调查活动，并将土地调查列为国务院条例加以法律化。
民革中央的提案中指出，建议规划修编前，结合年度土地变更调查统计工作，以乡镇为单位实地核查各类用地的变更情况，重新量算各类用地面积，记入年度土地利用面积统计表，并以此为基础自上而下逐级汇总，以保证资料数据来源真实、可靠，杜绝随意调整现状的现象。
2007年7月1日开始启动的我国第二次土地调查，要到两年后才能完成。为了充分利用这次调查的成果，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建议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调至2009年启动，基期定为2010年，以后每5年修编一次，便于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相衔接。
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指出，国土规划与主题功能区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等规划活动有密切关系，整体来说，国土规划应该放在一切规划的首位，不把国土面积卡死了，其他规划很可能建立在浪费土地的前提下。
由此，民革中央在提案中建议，在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之前，先出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法》，真正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定位、编制、修编或修改、规划管理和实施等步入法制轨道。
具体包括：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应对各地建设用地现状进行清查。对不符合规划的开发区、工业区等，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对于非法占而未用的土地，以及非法占用能够复耕的土地，必须复耕；对于非法占用且不能复耕的土地，除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外，其面积折抵新一轮规划的建设用地指标；如果非法占地面积超过了新一轮规划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用开发整理的耕地面积折抵，直至补齐后方允许实行“挂钩”制度。
要充分运用农用地分等成果，实行开发整理的耕地与被占耕地的数量、质量“双挂钩”，以杜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过程中导致耕地质量严重退化。其次，杜绝规划修编时用耕地潜力折抵基本农田指标的现象，确保现有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
第三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时，应注意引进国外的“理性发展”理念，注重城市内涵挖潜，走节约和集约用地的道路，突出保护农田、合理高效持续利用土地等。
土地利用规划是一种政府行为，但更是一种公众行为。国外很早就将公众参与机制引入规划的修编工作，这对我国现阶段规划编制是个很好的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