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建筑师前往中国拓展业务，越来越多带有西方现代风格的建筑在中国拔地而起，如最近落成的由法国著名建筑师安德鲁主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这座位于北京长安街的宏大建筑以其新奇独特的造型与周围的中式建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自招标设计之日起就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与此同时，生活在西方都市尤其是巴黎的华人也不难看到一些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从而倍感亲切。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于中西建筑文化交流问题的兴趣。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主席、华裔建筑师邱治平先生。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动的音乐”，通过采访，记者仿佛听到了这一“凝动的音乐”在几百年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出的交响与协奏。
西方的中国园林 邱治平先生介绍，三百多年来，具有独特风格的、神秘的中国园林对于西方的园林建设一直起着深刻的影响。西方对中国园林产生兴趣最早大致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一位名叫坦伯尔的爵士曾在其著作中这样形容中国园林： “中国人运用他们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来做成十分美丽夺目的形象，但是，他们不用那种我们第一眼就能看到的规则和方法来配置各部分……它的美属于不匀称和看不到的规则。它使人们浮想连翩，觉得美不胜收却又不知其所以然” 。
在法国，第一座有中国影响的园林建筑当属位于凡尔赛公园深处、著名的蒂亚侬瓷宫。它在当时的法国人眼中光彩夺目，“让所有人如同中了魔法一样去观赏它”。可惜蒂亚侬瓷宫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被拆毁了。后来，当时的法王路易十四又派出一个被称为“王家数学家”的使团前往中国，根据他们返回的信息进一步了解中国园林。
到了18世纪，中国园林对西方产生的影响更大。1742年至1744年，英国建筑师钱伯斯两次前往中国，对中国的建筑形式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他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造园艺术泛论》等著作，对于西方的园林建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钱伯斯后来曾在法国学习建筑。他在重整丘园的过程中，运用了不少中国园林的造园手法，并修建了50米高的丘园塔。重整后的丘园中布有中国式的湖泊、假山和宝塔、厅堂等，形成了独特的“英中式”庭院风格，为后来的欧洲各国所纷纷仿效。至今，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还能见到一些中国式的园林和亭台楼阁。
中国的“洋房子”
邱先生说，在中国园林对西方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二、三百年来，西方的一些建筑风格和样式也对中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外商进入中国，17至18世纪，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也出现了仿西式的园林和其它建筑，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圆明园中带有浓郁欧式风格的西洋楼，就是由意大利画师郎世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主持设计的。园中景区的植物布局也体现出浓郁的欧洲园林风格，法国植物学家汤执中在这里进行了植物培植，不少植物的种子是直接从法国寄过去的。
到了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些通商口岸和租界的开通，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在当时的广州等通商港口，以及扬州等江南地区，都出现了一些明显受到西方影响的园林建筑，如著名的岭南四大名园等。六十年代上海租界开辟以后，一些西方建筑师进入中国，在上海等地的西式建筑就更多了。
20世纪初，中国用庚子赔款建起了清华学校，并首次向美国派出了留学生，此后陆续有一些留学生被派往西方，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投身学习建筑，如梁思成等。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带回了西方的建筑思想与理念，对于此后中国建筑理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在上海有一家名为赉安洋行(Cabinet d'architecture Léonard-Veyssère-Kruze)的建筑事务所，做了不少建筑，如现在上海的花园酒店(前法国俱乐部)、中汇大厦(前上海博物馆所在地)等，先后十多年在上海至少做了100多座建筑。
珍视民族文化传统 在回顾数百年来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历史的过程中，邱治平对于中国建筑文化既有颇深的研究，又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一般外国人认为那种大屋檐外形的建筑就代表了中国建筑，其实并非如此。中国建筑的主要特色不是什么大屋檐的外形，而在于它的内涵，在它的空间构造和组合中，空和实、内和外的流通与结合。中国园林重视天人合一，象征性很强。中国园林与山水画、田园诗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在国际园林艺术中，中国园林具有一定的权威地位。十八世纪是中国园林在法国最红的时期，当时要在法国做一个园林，如果没有中国的元素在其中是行不通的，在布局上都要像中国园林那样有小路、河流、假山、亭子和桥。
邱先生对于北京城的建筑历史和文化显得感情尤深。他说，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北京城的灵魂就是她的民居和胡同。可以说紫禁城是四合院的扩大，四合院是紫禁城的浓缩。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他每次到北京，都一定会上景山看景。整个北京城是一个艺术品，是一个整体，要保护的不仅是哪几片。
他强调说，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之间在建筑方面进行一些交流是有好处的，但不能把中国当作一个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实验田。不同文化的交流就像交响乐，可以有多种音调，但一定要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协调。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建筑师前往中国拓展业务，越来越多带有西方现代风格的建筑在中国拔地而起，如最近落成的由法国著名建筑师安德鲁主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这座位于北京长安街的宏大建筑以其新奇独特的造型与周围的中式建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自招标设计之日起就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与此同时，生活在西方都市尤其是巴黎的华人也不难看到一些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从而倍感亲切。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于中西建筑文化交流问题的兴趣。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主席、华裔建筑师邱治平先生。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动的音乐”，通过采访，记者仿佛听到了这一“凝动的音乐”在几百年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出的交响与协奏。
西方的中国园林 邱治平先生介绍，三百多年来，具有独特风格的、神秘的中国园林对于西方的园林建设一直起着深刻的影响。西方对中国园林产生兴趣最早大致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一位名叫坦伯尔的爵士曾在其著作中这样形容中国园林： “中国人运用他们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来做成十分美丽夺目的形象，但是，他们不用那种我们第一眼就能看到的规则和方法来配置各部分……它的美属于不匀称和看不到的规则。它使人们浮想连翩，觉得美不胜收却又不知其所以然” 。
在法国，第一座有中国影响的园林建筑当属位于凡尔赛公园深处、著名的蒂亚侬瓷宫。它在当时的法国人眼中光彩夺目，“让所有人如同中了魔法一样去观赏它”。可惜蒂亚侬瓷宫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被拆毁了。后来，当时的法王路易十四又派出一个被称为“王家数学家”的使团前往中国，根据他们返回的信息进一步了解中国园林。
到了18世纪，中国园林对西方产生的影响更大。1742年至1744年，英国建筑师钱伯斯两次前往中国，对中国的建筑形式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他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造园艺术泛论》等著作，对于西方的园林建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钱伯斯后来曾在法国学习建筑。他在重整丘园的过程中，运用了不少中国园林的造园手法，并修建了50米高的丘园塔。重整后的丘园中布有中国式的湖泊、假山和宝塔、厅堂等，形成了独特的“英中式”庭院风格，为后来的欧洲各国所纷纷仿效。至今，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还能见到一些中国式的园林和亭台楼阁。
中国的“洋房子”
邱先生说，在中国园林对西方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二、三百年来，西方的一些建筑风格和样式也对中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外商进入中国，17至18世纪，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也出现了仿西式的园林和其它建筑，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圆明园中带有浓郁欧式风格的西洋楼，就是由意大利画师郎世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主持设计的。园中景区的植物布局也体现出浓郁的欧洲园林风格，法国植物学家汤执中在这里进行了植物培植，不少植物的种子是直接从法国寄过去的。
到了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些通商口岸和租界的开通，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在当时的广州等通商港口，以及扬州等江南地区，都出现了一些明显受到西方影响的园林建筑，如著名的岭南四大名园等。六十年代上海租界开辟以后，一些西方建筑师进入中国，在上海等地的西式建筑就更多了。
20世纪初，中国用庚子赔款建起了清华学校，并首次向美国派出了留学生，此后陆续有一些留学生被派往西方，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投身学习建筑，如梁思成等。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带回了西方的建筑思想与理念，对于此后中国建筑理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在上海有一家名为赉安洋行(Cabinet d'architecture Léonard-Veyssère-Kruze)的建筑事务所，做了不少建筑，如现在上海的花园酒店(前法国俱乐部)、中汇大厦(前上海博物馆所在地)等，先后十多年在上海至少做了100多座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