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主营行业对收入影响较大。在各类农民家庭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是食利户，其次是工业户，然后是服务业户，劳务户和兼业户比全国平均数略高，低于平均数的只有农业户众数阶层。非农产业的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将农村六类农户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利户、工业户和服务业户，他们往往已经在当地占有地利、人和以及优越的资源，其发展的方向是本地工业化。另一类是农业户、兼业户和劳务户，其中农业户正在两极分化，少部分农业专业户收入不断提高，另一部分农户在当地处于劣势，逐步经过兼业向外地发展。2000年全国劳务户人均收入2693.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水平1997.85元，占74.18％；农业纯收入512.97元，仅占19.05％。劳务户户主一般以青年为主，联产承包时他们还没有成家，成家以后一个人的土地养活全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27亩，比全国平均低35.9％。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在各类农户中最低，仅837.63元，而且68.8％是农业固定资产。有一半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初中，相对较高。农业收入较少迫使他们外出打工。户均劳动力2.79人，在本地乡镇企业从业人员0.22人，主要从业地区在乡以外累计六个月的劳动力为0.66人，分别比全国高63.6％和35％。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就业人数占8.6％、5.7％和6.4％，分别比全国高3.5、2.1和1.3个百分点。外出打工时间占劳动时间的15.5％，比平均高出5.5个百分点。劳务户收入水平低于就地转移的农户。
  我国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增长速度近期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1999年第二、三产业纯收入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6.3％和15.1％，家庭经营在技术、资金、规模等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始终是小摊、小点、小作坊，难以对农民收入整体起到主要作用。 
 迎接更加开放更加广阔的劳务经济发展新阶段 
   我国近期农民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随国民经济周期复苏而有所好转；我国加入WTO，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将长期保持过剩局面，家庭经营风险会逐步加剧；新一代青年农民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那种兼业化的生存方式会逐渐被放弃；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加快，农村逐步会分离出非农家庭，形成家庭大农场。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更加发展。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新的劳务经济高潮即将来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发展的影响。 
  家庭经营 土地是农民未来生活的保障与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农民具有比城市下岗职工更为有利的保障机制，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个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承包土地具有一定的成本，家庭经营制度赋予国家和集体收取税费的权利，而且由于“三提五统”费用的膨胀，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已无多大效益可言。农民一方面通过撂荒边缘地、减少活劳动和物质投入来避免亏损，一方面扩大劳务输出力度来增加额外收入。农民普遍有“既不愿意种地，也不想轻易放弃土地”的心态，土地使用权的“转包”现象也日益增多，农民最希望以土地入股分红和换取社会保障等形式转让所承包的土地。兼业化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家庭经营面临分化的局面。中央应该尽快出台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与措施，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和大户参与农业开发，通过置换、兼并、收购、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加快土地集中经营步伐，逐步发展规模经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 
  县城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变了宏观经济分配格局，使得国家通过计划经济对城镇各项建设的投资相对减少，县级工业和商业在改革中首当其冲，县城国有经济比重较小且日益凋弊，部分县级财政长期出现赤字，而新生的市场经济还根本不能承担起维持庞大的上层建筑运行成本的重任。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经济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控制是其特权的重要部分，无疑加重了农民负担。虽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为了避免与城镇居民的利益冲突，被迫在县城之外兴建小城镇等“农民城”。由于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模式缺乏城市应有的集聚效应，制约了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仅为30％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同等GDP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在我国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接近一半的人在本乡内就业，2/3左右在本县内就业，外出农民主要转移地也是县城。如何使农民真正融合到城镇，彻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进行更大程度改革，这不仅仅是个户籍制度改革问题